制造业从来不是简单的生产行为，而是一个国家构筑经济根基、保障国家安全、塑造国际地位的核心引擎。制造业是创新活动最活跃、创新成果最丰富、创新应用最集中、创新溢出效应最强的领域，实质是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纽带和支点。
本文摘自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《制造兴邦：从追赶到引领的中国产业升级之路》一书
到2026年，我国已连续16年位居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，不少产业跃居世界领先地位。在新的形势下，为何强调制造业必须筑牢根基？又该如何认识制造业的地位和作用呢？
从历史经验看，制造业的突破性发展往往是一个国家迈入现代化的决定性力量，英美德日等强国崛起无一不是始于制造业的腾飞。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，制造业占GDP比重呈现“倒U型”变化规律，在工业化后期将越过峰值并逐步下降。重新发现“工业之魂”，本质上是跳出传统工业化理论的框架，摆脱发达国家特定阶段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，基于我国14亿人口的体量、后发国家的赶超使命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格局，重新审视制造业的深层价值与战略定位。
过去几十年，人们对制造业的想象常不自觉地定格于整齐划一的厂房、重复劳作的流水线、轰鸣的机器与身着工装的人群。这种将“制造”实体化、场所化的认知，实则是工业时代初期生产模式的思维遗存。它导致了一个关键误解，即将“制造”的价值主要归结为土地、厂房、设备等固定资产的堆砌和劳动力数量的投入，而忽视了现代制造业的灵魂，也就是镶嵌于制造全过程、并通过制造实践得以持续演进的知识体系与技术能力。
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倾向于将资本与劳动视为主要的生产要素，而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的、独立的变量。在这种框架下，制造环节容易被简化为一个依赖要素投入的“黑箱”，其本身的知识创造与技术进步属性被低估。后来流行的“微笑曲线”理论，虽有助于分析价值链各环节的附加值分布，但其被广泛传播的简化版本，却无形中强化了“制造=低端”的刻板印象。它忽略了关键一点：“微笑曲线”的形态本身是由价值链主导者的治理权力所塑造的，而非制造活动内在的、不可改变的属性。一些学者援引2004年日本学者在调研中发现的日本制造业利润分布呈倒微笑曲线，同样证明发展好制造环节仍能获得较高的市场回报。
微笑曲线与倒微笑曲线
历史上，英国在二战后，特别是撒切尔夫人推行新自由主义时期，便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此误区。政府与资本认为，保留高利润的研发、品牌和金融，将生产制造转移至成本更低地区，是符合经济理性的“高级化”选择。其结果却是，随着制造环节的流失，与之紧密捆绑的应用研发、工艺诀窍（Know-How）和技能工人生态也随之凋零。哈佛商学院的加里·皮萨诺等学者深入研究后指出，制造业不是简单的产品生产，制造活动的流失会导致“产业公地”（Industrial Commons）的侵蚀，即那些存在于制造实践中的隐性知识、共同技能和供应商网络——最终反噬本国的长期创新能力。
制造活动流失导致“产业公地”侵蚀
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，制造环节绝非仅仅是成本中心，它更是技术追赶与自主创新的核心场域与“演练场”。因此，制造是技术“生根发芽”的土壤，而非可随意剥离的“成本外壳”。我们必须超越将“制造”等同于“工厂”的物理局限，认识到现代高端制造业本质上是高度知识密集、以复杂技术系统为核心、并通过持续制造实践实现技术演进的能力集合。放弃对高端制造能力的追求与掌控，就等于放弃了未来产业技术生成与迭代的主阵地，国家的创新体系将面临沦为“纸上谈兵”的风险。
在人类文明的演进长卷中，创新始终是推动历史车轮向前的核心引擎。然而，当人们追溯创新的源头时，往往会将目光投向实验室里闪烁的微光。一个常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事实是：制造业，才是真正孕育、承载并实现创新的最深厚土壤与最完整闭环。它不仅是创新想法落地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更是激发创新需求的“最初一公里”。
第一，制造业是牵引创新需求的“引力场”。创新并非无源之水，其最根本的动力，往往源于对现实生产力提升的迫切渴望。回顾历次产业革命，其标志性技术的萌芽无不深深根植于制造业的痛点和梦想。第一次工业革命中，詹姆斯·瓦特改良的蒸汽机，最初是为了解决矿井排水和纺织工厂动力不足的难题；第二次工业革命中，电力技术的规模化应用，源于制造业对更高效、更灵活能源的极致追求；第三次工业革命中，计算机的诞生，最初是为了满足军事工业和复杂工程计算的庞大需求。制造业的复杂场景、严峻挑战和无限可能，构成了牵引科技突破最强大、最持久的“引力场”。
第二，制造业是创新转化的“炼金炉”。实验室中取得的突破，犹如未经雕琢的璞玉。其真正的价值，必须通过制造这座“炼金炉”的千锤百炼，才能转化为改变世界的“真金”。“创新转化”绝非简单的线性传递，而是一个充满试错、迭代与融合的复杂工程化过程。它涉及工艺开发、产线设计、质量控制、成本管理、供应链整合等一系列艰巨挑战。许多前沿科技止步于论文或原型，正是因为缺乏强大的制造体系作为支撑。相反，历史上的成功转型往往得益于制造与创新的深度融合。二战后，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，正是依托其强大的电子制造业生态，迅速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工艺难题，将这项突破性技术从昂贵的实验室珍品，普及为收音机、电视乃至计算机的核心元件，从而亲手开启了信息时代的大门。
第三，制造业是促进创新迭代的“加速器”。真正的创新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在持续的应用、反馈与改进中不断进化、日臻完善。制造业为这一迭代过程提供了无可替代的“加速器”和“校验场”。在规模化生产与真实市场应用的海量场景中，技术的每一个细微缺陷都会被放大，用户的每一项潜在需求都会被捕捉。这使得制造业成为技术优化最有效的反馈来源。例如，工业机器人技术从早期笨拙地重复搬运，发展到今天能完成精密装配、柔性抓取和自主决策，其每一次算法升级、精度提升、感知增强，都源于在汽车、电子等复杂生产线上的反复实践与问题解决。市场的严苛检验和制造场景的复杂要求，迫使技术不断突破自身极限，实现快速迭代。
因此，制造业成为创新活动最活跃、创新成果最丰富、创新应用最集中、创新溢出效应最强的领域。据统计，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1%，但70%的技术创新直接或间接依托于制造业领域。在德国，企业一直是科技创新的主体。据统计，2022年德国企业研发支出为818亿欧元，占科研总投入的67%。近年来，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主体地位也逐步凸显出来。2022年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为23878.6亿元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为77.6%。制造业发展使科技有了更广阔的应用空间，还极大地催生了科技创新。
近年来以美国、德国、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推出“再工业化”战略，看似是“走回头路”，实则是对国家创新能力重塑的一个过程，这次是问题的本质。
另外，社会上现在有种观点还认为“产业升级就是淘汰制造”，这种认识也是不客观的，割裂了制造与服务的共生关系。这一认知偏差实则是将“配第-克拉克定理”所描述的劳动力转移趋势，机械地解读为产业形态之间具有高低之分的线性演进图景，认为服务业是比工业更“高级”、更“先进”的经济形态，进而推导出“产业升级即不断降低制造业比重、提高服务业占比”的单一路径。这一认知催生了“退二进三”的简单化政策冲动，误以为只要把工厂搬走，让写字楼和金融街取而代之，经济结构就自然“高级化”了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占比高（通常超过70%），是其结果而非原因。这一结构性特征的深层支撑，是其制造业经过长期发展，达到了极高的劳动生产率。通过自动化、智能化与全球化资源配置，少量的制造业就业就能创造巨量的社会财富和税收基础，从而“释放”出大量的劳动力与经济剩余，投入到研发、设计、金融、教育、医疗、文化娱乐等更广泛的服务业中，以满足社会更高层次、更多元化的需求。换言之，没有强大的、高效率的制造业作为基石，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便如同无源之水。
从全球产业发展规律来看，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，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趋势。以苹果公司为例，其核心竞争力不仅在于手机、电脑等硬件产品的设计和制造，更在于“硬件+软件+服务”的生态体系。如果没有强大的制造能力作为保障，苹果的iOS系统、AppStore服务就失去了载体，其商业模式也无从谈起。
对我国而言，“制造-服务”共生的意义更为特殊。我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，既需要制造业提供就业岗位、保障民生，也需要服务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。同时，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、配套完整，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空间；服务业的发展，又能为制造业的升级提供全方位支撑。二者构成了一种正向循环：强大的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“需求牵引器”，而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升级的“效率倍增器”。割裂二者，鼓吹“淘汰制造”，不仅可能导致产业生态的断层与就业结构的失衡，更将使我们错失利用“制造-服务”融合实现产业整体跃升的历史性机遇。
作者：乔标，博士，研究员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。长期专注于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领域的研究与实践。主持或参与了制造强国建设实践研究、推进新型工业化路径和政策研究等多项国家级重点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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